张纯如的外祖父母都是南京人，年末，日军逼近南京，外祖父张铁君当时在国民政府任职，他从水路撤往湖南，和妻子约定在芜湖会合，然而苦等四天，仍不见妻子踪影。
最后一天，官船即将起锚，张铁君绝望地对着江面呼喊妻子的名字。就在这时，从远处驶来的一艘小船上传来了声音，“我在这里！”那正是他的妻子。一家人由此侥幸逃离南京大屠杀。
扬子江边的生死聚散，经过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也辗转传承到张纯如那里，成为一段深刻熟悉的家族故事。
后来张铁君一家辗转到台湾，六十年代，张盈盈和丈夫张绍进赴美留学。年3月28日，张纯如出生在医院。不同于很多华裔一定要教下一代说“完美的英语”，自纯如出生时，张盈盈和张绍进就约定，既教女儿说英语，也教她学汉语。
张纯如7岁时的全家福，与外公外婆在一起
年，张铁君夫妻也移民美国。张铁君是个非常骄傲的人，忠于故土，热爱中国文化。在堆满中国古籍的书房里，张纯如第一次见到外公，也是她第一次感受那遥远和陌生的故国——外公眼中，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骄傲和挥之不去的忧虑，他利用一切机会教育纯如，即使被严重的头痛折磨，他也依然告诫儿孙不要忘记中国文化，而且应该学习说中文、读中文。
“你应该为身为中国人而倍感自豪，你是来美国学习西方现代科技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。说到哲学和道德，西方世界需要向我们学习！”
二十多年后，张纯如才真正领悟到了这份骄傲与忧虑的真实意味。
张纯如的家庭充满科学氛围，父母都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，父亲张绍进是物理学家，母亲张盈盈是生物化学家。但张纯如自幼展现出文字天分。
“孤独是湖那边传来的蟋蟀叫，日落时树叶发出的沙沙声，它有紫罗兰的味道，和风掠过草原的声音”。十岁的时候，她就写下这首关于孤独的小诗。她把自己写的故事和诗编成一本自制的书，然后自封为作者。也许从那时起，写书就成了她一生的志向。年，张纯如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，但她真正喜欢的还是文字：创办文学社团、加入学校报社、联系各大媒体供稿……大二时，她决定转到新闻系。但张纯如开始的职业之路并不顺利，实习后她被美国几家著名媒体拒绝。为了养活自己，她还做过比萨外送的活，这让父母非常担忧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一阶段的张纯如野心勃勃而又缺乏耐心，她急切地想成为“将军”，而不愿意从一个基层的“小兵”做起。张纯如本人也承认：自己过于个人主义，并不愿意成为团队的一部分。二十岁的张纯如身材高挑，非常美丽，但她对派对、时装、购物完全没有兴趣，也从不为情所困。她经常对母亲说“搞不懂为何女孩们那么痴迷于谈恋爱”，她沉醉于自己的工作。有一年圣诞节前，纯如的父母冒着严寒开车到芝加哥去看望她。她的小公寓位于市中心时髦地带的一栋高楼里。因为她只在那儿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，房子里几乎没什么装饰。她似乎只在那儿睡个觉而已。厨房里空空如也，证明她根本就不做饭。母亲买给她的电饭煲还是崭新的，没有任何用过的迹象。张盈盈不能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忙到如此地步，或者她根本抽不出时间好好做饭好好吃饭。但纯如告诉父母，她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吃的问题。她全身心投入到她的职业生活中去。张纯如在伊大的学生时代年，她的作家生涯曙光初现。导师将她介绍给出版人苏珊·拉宾那，后者要她写一部关于从美国回到中国的“导弹之父”钱学森的书。经过两年走访、写作，年，张纯如的第一本书《蚕丝》出版。同年她在加州参观一个图片展，无意中迎来了改变一生的时刻。张纯如动手写《南京大屠杀》的决定来得十分突然。年11月，张纯如听说，一部描述中日战争和日本军队30年代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获取资助时遇到问题，在库比蒂诺将举行一次与此相关的会议。当时张纯如在寻找新书的题目，也对这段历史极度感兴趣，于是应邀参会，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一生。会上展出了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拍下的许多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照片，张纯如后来在《南京大屠杀》中写道：“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，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——被砍掉的头颅，被割开的肚腹，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，她们的脸扭曲变形，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，所有这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黑白图像上。”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图片展上，这次展览展出的照片改变了她未来的生活在那次库比蒂诺会议上，张纯如了解到，直至当时为止，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。“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，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。他们告诉我，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，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，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。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，什么都找不到。更糟糕的是，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。”对于张纯如来说，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，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，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。她非常想写这本书，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。为了看清真相，张纯如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反复核实南京大屠杀的资料。当时金陵女子学院院长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，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，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，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。”魏特琳和张纯如一样毕业自伊利诺伊大学。年，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，庇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儿童，使他们免受奸杀凌辱，她本人也数次遭受日军威胁，面临险境。而在年回国后，南京大屠杀却像一个无法摆脱的噩梦，始终折磨着她。不久，魏特琳自杀身亡。同样作为勇敢的女性，魏特琳的悲剧引起了张纯如的强烈共鸣。另一份重要文献是《拉贝日记》，日记主人拉贝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疯狂杀戮行为，他不仅亲自拯救了许多南京人，而且记录了真相：“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，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。城门前面，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，到处都在杀人，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。机枪声响个不停。”《纽约时报》曾在报道中写道：“这份日记之所以得以重新公之于世，全因张纯如，一位住在加利福尼亚森尼韦尔的作家的努力。几年前，在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时，她偶然发现了关于拉贝先生人道主义事迹的记载。”年，张纯如不远万里地飞到香港，转而坐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。一下火车，她眼前的南京早已不再是那场战争后的狼狈模样，而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不过，张纯如明白，在这繁荣昌盛的景象背后藏着多少南京人的苦痛。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，她和向导一起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，寻找记录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。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，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，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。张纯如已经来不及休息，她顶着盛夏的酷暑，跟着向导到处采访。要是遇到当地人讲方言，她就一个个录音，再拿回去听。每天高强度的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，这让张纯如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听着各种悲惨的经历。再加上体力上的消耗，张纯如经受着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折磨。但是张纯如以其顽强的毅力继续记录着受难者的过去。当她拿着相片去到受难者家中时，相片里的19岁女孩，已然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“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。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，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，甚至流下泪来。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。”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夏淑琴（左二）合影。大屠杀发生之际，年仅9岁的夏淑琴目睹了家人惨遭蹂躏和杀害年，张纯如的《南京大屠杀》出版。这是第一部全面记录日军对南京城所作暴行的英文著作，出版后不久便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。《南京大屠杀》在《纽约时报》的书榜单上停留了14周之久，销量近50万本，赢得了广泛的国际